最初得知受邀去日本交流时，我第一直觉曾犹豫过。因为此前有几次赴日的经历，而且日本近年来经济停滞，社会静态，几乎没有什么变化。再则，内心深处隐约感觉到日本对于中国的重要性在下降。对许多中国人而言，无论是情感定位，还是利益诉求，日本都已经很难算是大国。这些理由正在间接影响着我个人的“智库外交”旨趣。

    直到临行前几天，像往常那样习惯性地做目的国的功课时，我才发现了有意思的现象。根据“中日关系舆论调查”，从2007年以来，对日本国家印象不好的中国人比例从不到4成增长到接近9成。吊诡的是，与此同时，赴日本旅游的中国人却在飞速增长。

    2014年中国赴日本旅行总人数达到220万人左右，比去年增加了82%，而2015年更是达到了500万左右，翻了一番多。更重要的是，去年访问日本的外国游客为1973万人次，消费约人民币1953亿元，双双创下历史新高，其中中国大陆游客贡献了将近一半的消费额。日本已成为中国目前海外旅行热潮的主要目的地国家。

    中国国内无数网络舆论在抨击中国游客的“没有骨气”或者“贱”；经济学家们则批判国内供给太差，导致国人去日本购物；社会学者则从Ｎ个角度描述着日本的风物之美。但是，仍然没有理论或者分析报告能够让人信服地剖析中国游客为何一无返顾地冲向日本，并且在那里撒下了全世界各国平均消费最高额度的根本原因。

    《三联生活周刊》近期做了一个专题，叫“日本风物记”，里面用几十页的篇幅讲述：中国以大为美，大山大水，大开大合，大团圆，日本以小为美，小山，小花，小脸，小雀儿，还有小确幸。而后者以细节为美，可能正是吸引“大国国民”中国人源源不断赴日本旅游的一个重大心理原因。

    “这些‘小’有时会让中国人变得怜爱感爆棚，自己似乎被日本无穷尽地吸引住了。”一位迷上东野圭吾的朋友告诉我。她说，看着日本作家那些细腻到血液与骨髓里的文字，让人的确有种“小确幸”感。

    这个近两年来红起来的“小确幸”一词，最早出现在村上春树的小说中，指的是微小而确实的幸福。村上春树在1986年随笔集《朗格汉岛的午后》中描述：“我很喜欢白色的内衣，从头上套下闻到扑鼻的全新纯棉白色内衣的感觉，也是小确幸”。他还在一处这样描述“小确幸”，“像是耐着性子激烈运动之后喝冰凉凉的啤酒的感觉”，“嗯，对了！就是这一味！”

    作为一个对文字有一些偏好的中国汉子，我不得不说，类似这种写法和情感察觉，中国男人是很难有的。

    从这个角度看，我渐渐告诉自己要从另一个新角度去观察日本。

    中国著名的日文翻译家唐月梅教授曾这样描述：“日本人的生息的世界非常狭小，几乎没有大陆国家那种宏大严峻的自然景观，只接触到小规模的景物，并处在温和的自然环境之中，由此养成了日本人的纤细的感觉和纤细的感情。”但在日本明治时期的教育家内村鉴三看来，“（日本）人们盘踞在蜗牛大的国土上，沉溺于琐细的事物之中。”因为“日本人的天下不过是远东的一串岛屿。”

    的确，日本国土37.8万多平方公里，约中国的1/30。而且，日本只有五分之一不到的土地适合农业和居住，更多的是山，但日本却有1亿多人口。这种拥挤感恐怕只有让现在的台湾、海南再增加4-5倍的人口才能体会。每次在东京，我都能体会能体验到空间的压抑与窒息，设想一下如果上海再多3倍人口，会是怎么样的！

    经历过五年前“311”海啸地震的一位日本朋友说，那年，真的有绝望感，真的想要到大陆地去生活，岛屿实在太不安全了。对此，100多年前，在日本近代文学史上被称为“国民大作家”夏目漱石曾这样自怜道：“（日本人）我们生逢这自由、独立、充满自信的现代社会，却不得不去忍受孤独之痛苦。”

    作为智库学者，我并不想过于赘述日本人这些在文学层面的痛苦感，而是想借此提醒中国人，当中国在过去五年的GDP总量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超过日本，并成为后者的两倍有余，且还会不可阻挡地呈现三倍、四倍甚至更多的趋势时，在我们眼里应该被发现日本“小国”的某些优点与长处，却也被不知不觉地错过了。

    尤其是，当我们恍然发现，日本其实只有中小国的“命”（如它的国土面积排在全球第62位，人口排在全球第11位），却曾经干出过世界第二经济体的事业，且现在长期保持着全球经济、技术领先与靠前位置的能力。中国人应该拥有敬重日本人的雅量，千万不要因为仍然存在着对日本不正视历史的憎恶感，而迷住了我们发现“对手”优势的眼睛。

    在我看来，除了技术创新、社会文明外，日本至少有两个特点，中国本应重点研究，却很少在舆论中得到重视的：

    一是“一党优位”的日本政治体制的秘密，中国人还没有准确琢磨出来。二战后，日本自民党单独执政和联合执政算起来，已经超过半个世纪，这也算得上当代世界各国的政治史上的一个不大不小的传奇。毕竟，这是在权力开放和竞争性选举的条件下，通过一次次“选战”，才得以蝉联执政、一党长期独大的。

    无论这种长期保持执政地位的背后，是多么令人诟病的政、官和财“铁三角”，或是金权政治、派系斗争。但中国人不得不承认，这种特殊体制一度让日本获取国际资源和强大治国理政的能力。尤其是1960年代，池田勇人推出《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开启了日本战后经济发展的“黄金期”。当时日本连续创造了19年国民经济超过两位数增长的奇迹，1960年更是创纪录了实现了21.4%的增长奇效，这份成绩单远比1990年代以来的中国要更优异。中国人需要思考，到底是什么力量，令日本人能够设计出灵活与精巧，让日本作为一个后起资本主义国家的快速崛起和发展，并在二战实现民族的二次复兴的？这是一个巨大的政治理论议题。

    二是“保守服从”的日本大众心理的塑造，对中国社会来讲也仍是一种困惑。日本大众普遍具有明显的秩序意识和从众倾向。一般日本人比较尊重权威，尤其是在这种大众心理下形成较为均质的社会结构。在1970年代，日本认为自己属于中流阶层的家庭高达90%，这就是所谓“一亿总中流”的说法。当然，20年后，这个比例变成了40%，有一本书叫《下流社会》日本畅销书描述了日本的衰败。但曾经的日本民权化的经济政策与社会发展，仍然是一个无法绕开的议题。

    在上一本专著《大国的幻像》中，我曾专门讨论过“日本是中国崛起的试金石”，其中一层意思是中国崛起，如果日本都没有研究透，那么，恐怕中国崛起总感觉差那么一层意思。而在近新出版的专著《美国的困惑：一位智库学者调研美国的手记》中，我反复强调，美国模式不是中国能学的，那么，日本的模式能够借鉴的是否更多呢？